仍相对较低。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政府对气候变化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并根据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采取了一系列与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政策和行动，切实履行中国政府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的承诺，为减缓全球气候变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主要措施包括：
第一，调整经济结构，不断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加快淘汰煤炭和钢铁等高能耗高碳排放行业的产能， 扶植和发展高技术、高附加值和低碳排放的战略新兴产业；第二，优化能源结构，严格控制高碳排放的煤炭消费，加快推进天然气、浅层地热、电力等替代散烧煤的清洁取暖基本格局，淘汰落后低效率的煤电产能，组织扩大生物燃料乙醇生产和广泛使用， 大力发展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等可再生能源，推进大型二氧化碳捕捉、利用和存储示范（
CCUS）项目；第三，推广节能技术和产品，着重推进建筑、交通等领域节能，推动碳排放交易市场建设；第四，健全应对气候变化体制机制，推进应对气候变化法制化和标准化进程，加强温室气体统计核算体系建设。
曹慧：在枯燥的数字背后隐藏着中国持续不断的努力，从“十二五”开始，中国对高碳强度的产业进行限产和减产。2014年，我国在7个
试点省市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碳排放交易体系是控制当前碳排放的最有效工具。对外，中国利用自身经验来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相关技术而合作、技术转让。2011至2015年间为发展中国家援建200个
清洁能源和环保等基础设施项目，体现了中国对全球气候变化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齐绍洲：自“十一五”以来，中国明显加强了在应对气候变化、改善能源结构方面的政策，包括提出了能源革命、强度和总量控制目标政策等等。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积极倡导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理念，尤其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论。同时，应对气候变化及环境保护也是国内自身发展的需要，是人民身体健康、美好生活的重要保障，为人民提供优质生态产品也是最大的福祉。中国是《巴黎协定》的积极推动者和引领者，积极兑现了承诺，做出了巨大贡献，如新能源补贴政策和强度下降目标政策，无论是全国性碳强度目标还是分配到各省的碳强度目标，均为约束性指标，对于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起到了一定作用并具有一定的压力；但行政命令式政策也有一些局限性，可能会产生政府失灵的现象，所以也需要市场化机制，如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七个碳交易试点对于全国碳市场的借鉴意义十分重大。尽管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还没有实际开展交易，但对于各地基础能力建设、制度建设、人们观念的转变发挥了积极作用。此外，排污权交易市场、水权交易市场、林权交易市场、用能权交易市场和绿色电力证书交易市场等也在不同程度地推进当中。这些市场化机制改革表明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从单纯地依靠行政命令式或非市场化政策为主转向两种政策相结合，相互补充，增强了政策的协同性，随着市场化政策的日臻完善，相关的市场机制会越来越成熟。
记者：解振华强调说，要更好发挥应对气候变化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作用、对生态文明建设的促进作用、对环境污染治理的协同作用，请谈谈对于三个作用的理解。
张之华：应对气候变化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作用主要是指通过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和行动来引领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发展高技术、高附加值和低碳排放的战略新兴产业，优化能源结构，推广节能技术和产品，发展
低碳经济，达到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应对气候变化对生态文明建设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增加森林
碳汇来减缓气候变化的策略促进了天然林资源保护、退耕还林、防沙治沙、石漠化综合治理、三北及长江流域的防护林体系建设等林业重点工程的建设实施；二是通过增加草原
碳汇来减缓气候变化的策略促进草原生态保护建设，实施退牧(退耕)还草、西南岩溶地区草地治理等重大草原生态修复工程的实施。三是通过增加湿地碳汇和海洋碳汇来减缓气候变化的策略促进湿地全面保护和一批湿地保护修复重点工程的实施，大力建设了一批海洋牧场。
应对气候变化对环境污染治理的协同作用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开展工业污染物、废弃物与其排放甲烷、氮氧化物、黑炭、臭氧等气候污染物的协同控制，继续推进煤矿甲烷抽采规模化建设，加强对油气系统挥发性有机物和甲烷逃逸的监测和控制；二是提升农业温室气体减排与化肥农药减量增效等技术协同作用，发挥畜禽粪污资源化和其温室气体减排协同作用，支持农村沼气建设，推动农村沼气转型升级；三是垃圾资源化和无害化处理与其温室气体减排协同作用 ；四是在能源领域，减少煤炭消费和实施煤替代技术的气候变化应对策略不仅能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同时还能显著减少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烃类等大气污染物的排放。
曹慧：三个作用是对中国气候治理的高度概括。气候变化涵盖领域广泛，涉及到生产、生活与自然环境。气候变化促使人类生产活动进行调整以及未来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气候变化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造成广泛影响，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国家每年在应对各种自然灾害方面的资金花费十分巨大，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势在必行；环境污染缘于人为与自然两种因素，碳排放强度高的行业是当前环境污染的主要污染源之一，随着我国碳排放交易体系建设的不断推进，温室气体的排放必将得到有效控制。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5月举行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要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推动和引导建立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彰显我国负责任大国形象，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结合此次发布会成果以及此次卡托维兹气候大会，请分享一下您的看法。
张之华：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话语权正在稳步上升，从最初的参与者变成了重要贡献者和新引领者。中国政府基于公平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各自能力原则推动国际气候谈判多边进程，落实《巴黎协定》成果，所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
中国积极为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国际合作构筑
平台：与发达国家建立气候变化双边合作机制
会议，就各自气候政策行动、巩固加强气候变化双边合作广泛交换意见；设立了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通过无偿赠送节能低碳产品和开展气候变化研修班等形式积极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提高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挑战，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与合作进程；“一带一路”倡议加快了相关各国能源设施互联互通，将改变全球清洁低碳能源产业格局，为清洁低碳能源国际合作提供了广阔
平台。
曹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方案，也是中国高度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新的尝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了公平合理的气候变化史观，主要体现为两点。
一是倡导用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弘扬公平合理的气候治理理念，符合人类的共同价值观。合作共赢理念有助于解决有关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推动解决集体行动难题。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在国际制度失灵和国际力量失衡的当今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助于增进各国之间的相互理解，促进消弭各国在气候治理理念上的分歧。
二是这一理念坚持公平合理的主张。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虽是碳排放大国，却也是发展中国家。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历史责任，发展阶段和应对能力不同，中国一贯坚持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达国家有义务和责任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气候融资和技术，保障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同时，2016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专门发布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中国生态文明战略与行动》报告，充分认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举措和成果，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
齐绍洲：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事关全人类命运，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脉相承。同时，应对气候变化也意味着一种新的国际治理格局，以及技术发展的方向和产业转型乃至社会转型的方向，哪些国家在这些方面占有先机，将获得国家战略竞争优势。中国为《巴黎协定》的达成做出了建设性的贡献，尽管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和挑战，但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可逆转的灾难性后果是全人类面对的共同挑战，应对气候变化是世界潮流大势，各国最终仍将达成共识，采取共同行动，最近波兰气候大会在落实《巴黎协议》实施细则方面的成功就是证明。
巴黎气候大会一改以往自上而下的机制，转为自下而上机制，同时基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体现了中国智慧。中国在《巴黎协定》达成以后向联合国递交了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在“两山”理论指导下，从中央到地方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为生态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做出积极表率。尤其在当前城镇化和工业化尚处在关键阶段，中国依然按照自身承诺启动了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在绿色电力配额制以及绿色电力证书交易市场方面推进也相对较快。此外，对外方面，中国还提出建设绿色“一带一路”，设立南南气候合作基金。作为全球最大碳排放国家之一，中国的努力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贡献是十分巨大的，示范效应很强，充分体现了中国的大国责任担当。
